|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中国时报 A13/龙应台专文 2005/05/25 【龙应台】 编者按： 著名作家龙应台顷应北京中国青年报之邀，撰写「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龙氏以其浓烈而极富感情的笔调，纵论当前两岸的异同，从歷史的沧桑到现实生活的体验，都有极为细腻的描述。文中并对台湾如何从单一价值的威权体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纷，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大陆的读者而言，这应是继连宋访中行两次公开演讲之后，再一次的「台湾经验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义，本报特徵得作者同意，与北京中国青年报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红灯记」在台北 二○○一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裡的共產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齣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產党」的文字，当演员任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著什麼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產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係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瞭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產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党就共產党嘛。什麼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著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文革样板戏意外引起共鸣掌声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裡，来这样一齣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產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鳩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鳩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著「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裡的英雄好汉是共產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著，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衝著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麼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颂的是共產党你晓不晓得？共產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著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產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裡，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佈，当初决定跟著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相信绝对化只信统治者价值观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裡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產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份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於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裡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裡，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衝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麼「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麼，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径。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癒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麼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歷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寧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產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於中国、日本，岛内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麼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麼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併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强大，以什麼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裡，台湾只是一个歷史的小小註脚。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於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佔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於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麼？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歷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產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於、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瞭解台湾人，那麼台湾人这种深层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裡。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裡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资讯，网路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裡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电脑的台数，都一览无遗。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詰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於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產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麼特别关係；有特别关係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於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佔据太多的时间。 台湾习惯情况再坏用选票扭转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產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裡；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裡。 海峡两岸，哪裡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於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国际关係」和「图书资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裡，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裡，连战被视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下愈况，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裡，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緻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於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著讚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於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裡头对於财產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 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连宋演讲在对的时地说对的话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釐清「台湾意识」不等於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四八二美金成长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长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 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歷史的审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於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歷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
| 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赵刚 历史常常是跳着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时要跳。世上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没有人预测过上世纪八０年代末会发生前苏联与东欧之变局，以及那个变局的戏剧化形式。台湾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也没人预测过在今年春天连宋二人相继访问中国大陆这一事件所征候的两岸新局。特别是连战，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更是咸鱼翻身，一扫颟顸老大形象，一时之间竟跃身为时代弄潮儿。 学者与文化人既无从预测，于是评论纷纷，这其中尤以龙应台女士的评论文字最具行销力。 这个发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后观之，它的意义为何，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因为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还将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释与推挤，而其中，属于知识分子所能影响的范围确实有限。但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还是要对这个走向提出有立场的解释。基本上，我们认为连宋的大陆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义。首先，这是解消冷战架构的重要进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相互对待上，走出内战与冷战的敌对思维，开始进行对话。这对于不仅是两岸，也对区域和平做出了贡献。其次，我们认为这不应仅仅是政党之间和解的肇端，更是台湾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之间关于和平与沟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现。这中间当然有资本的利益，但人民恶战、避战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国民党在这个层次上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将带领民进党的走向，这由后者转换口径，承认中华民国为最大公约数之事可以略窥一二。第三、尽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技巧地操弄中国人身份修辞，但他们却也吊诡地参与了由李登辉担任首任工程师的国族打造工程，只不过今日是以中华民国之名行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对立形式正以一种新的内容在进行。这是一种历史的反祖性，吊诡地将台湾拉回两蒋时期的「中华民国」正朔，差别是如今有民众正当性基础，在所谓「族群多元，国家一体」的「中华民国」之下，蓝与绿的对立将被解除动力。但这样一个国族打造的工程在全球地缘政治上将有何命运，则并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蕴危机，特别是当它牵连到美国和日本在两岸敌对关系中的利益。冷战的解除与再度冷战化，是矛盾并存的两种可能。 因此，连宋访问大陆这一事实所散发出的讯息是具有矛盾性质的。脚热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却更冰冷地藏在背后。冷战以来，由于东西阵营的对抗，以及两岸的对立隔阂，所形成的深度文化与价值壁垒，在两岸各据一方时无从展现，反而是当两岸越要开始接触时，这个藏在水面下的壁垒往上浮现的驱力也就越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分析龙女士关于两岸关系言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足以彰显这个壁垒的重要个案。 五月下旬，在重要历史时机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评论家龙应台女士，再度发表长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问大陆有感〉，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时报同步刊出。龙女士以其一贯的感性笔调，对中国大陆读者娓娓道来她所理解的台湾。在文章中，龙女士没有忘记提及「野火」那本书，并不避自举地将之定位为台湾当代史的分水岭；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后如何。「野火」二十年后，龙女士以中国读者为对象，或许是希望在中国这块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龙女士抚今追昔，为之踌躇四顾地向大陆读者报导「野火」的灿烂启蒙企业：『「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 龙女士的这篇文章想要在中国大陆怎么描绘台湾，想要燎起什么论述效果，我们的确也不掩在意，但无由过问──毕竟任何人都有资格写一篇绍介台湾文明奇迹的当代版「马可孛罗东游记」。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只在中国大陆发表，也同时在台湾发表，这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台湾公开批评龙女士的论述对台湾社会，以及两岸关系，会产生何种可能影响。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她如何理解台湾，是深刻关连到她如何理解大陆，并关连到如何理解两岸关系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形塑了龙女士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框架，并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国大陆，这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之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龙女士是如何再现台湾。龙女士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历史终结论上头。任何「前现代的」、「专制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政权或社会形态，经过人们的奋斗，最后都将驶抵历史的终站，在那儿，人们享受自由与均富，并尊重多元性，而所谓多元性，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伟大的、壮美的口号或主义，只是现实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尽管众声喧哗，强过定于一尊。龙女士以一种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民主观说：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所以，台湾的民主地景应如下：没人撑死，没人饿死，每个人当他自己，也不妨碍别人当别人自己。 这幅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地景不能说坏，但好象缺少了些什么重要东西，而且有些阴影地带好象也不完全这样。以这样的方式论列台湾社会，似乎是采远镜头、采低标准。首先，路无冻死骨并不等于社会正义，正义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长期以来台湾社会里原住民的生存条件，以及近十余年来台湾社会对跨国迁移劳工的剥削与歧视，以及近年来台湾社会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以及现今已是经常性的而且被高度低估的百分之五失业率…。面对这些，难道还容许我们对「均富」自我庆功吗？ 其次，众声喧哗并不等于自省的对多元认同的包容。长期被国家、家庭、市场与媒体葛藤缠绕，充满无力感的台湾一般大众，因无从获得公共论述与集体行动的力量，从而在面对历史的进行时就成为被动的旁观者，而旁观者的并发症就是令人丧气的、犬儒的众声喧哗、无可无不可。这样一种躁郁的文化官能症，却被龙女士完全正面解读，成为台湾人的包容与智能。但是，难道还需要提醒，在这个表面的「无可无不可」的众声喧哗之下，有一条大黑线，那就是越来越被污名的「中国人」身份，以及许许多多条的小黑线，那就是各种没有公民身份或外于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劳」、「外籍新娘」、「大陆妹」、以及同性恋者。在最近那桩具有猎杀女巫性质的「夏祎事件」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龙女士所标榜的「叙述多版本」，及其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龙女士何其乐观、何其偏择耶！但这种乐观让我们不得不严肃的思考知识人、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到底是认同、肯定，还是反省、批判？ 美国的社群主义学者Michael Walzer ，算是非常爱国爱乡的一位学者，但是他在论及社会正义时，也会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来爱国爱乡，他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正义原则」，指出任何自称是民主的国度都必须符合一个正义原则，才有资格自称民主，这个原则即是，任何人，只要在当地的经济体制劳动工作，只要受制于当地的法律，就应该有充分的公民权，参与到对这些影响他们的经济决策与法律的「持续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体制除了让境外的劳动者入境工作外，还要给人家第二道允许，即公民权的授与。因此，对于世界上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让移劳进来打工，但不打算给人家公民权，那这个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种软性的种性制度，因为把人分成两种，自己人与外邦人，后者服务于并受制于前者。那么，尽管自己人之间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但这个体制的特色绝不在平等与多元，而在专制统治。那暴君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公民，Walzer称之为「公民─暴君体」。在台湾，我和龙女士都属于这一体。在东亚区域，龙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属于这一体。 那龙女士为何选择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宁可选择对台湾雾里看花呢？那难免让人觉得是为了取得面对中国读者的高姿态，而进行的策略性修辞。但龙女士可曾想到，台湾为妳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辞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各种争取社会正义与激进多元认同的人群的反挫与内伤：台湾都这么好了，你们这不是庸人自扰且扰人吗？！对于这些人群，龙女士似乎是不愿置一词的。在她的心目中，台湾近二、三十年的变迁，只是少数菁英的努力结果，不论在「野火之前」还是在「野火之后」。 和「歌颂台湾」一体两面的却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对「中国」的深刻不屑──龙女士的这一面是很多「泛绿」朋友所无法或拒绝体会的。龙女士这篇文章，如果反读，其实是对台湾人民介绍「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大跳跃，从幽雅古典的「书法、诗词与老庄」中国，直接跳到今日极其不雅驯的中国，其特征为：非（或是）反自由主义、「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以及『「和平崛起」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这样的中国想象，其实是和台湾的主流中国想象（不分蓝绿）是一致的。这个想象的确是有事实基础，但却极其贫瘠，对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程中的各种努力、想象、理想、与实践没有一点同情，因此对于这些理想与实践的失败没有一点共感，非仅如此，还径行判决这些理想与实践都是「大叙述」，从而都是反民主的。 今天(2005/5/30)中国时报已经冒出了「连宋龙」这一个复合词，说「连宋龙登陆中国，掀起台湾热」。但在此，我们必须公道地说，连和宋龙应该还是有差别的。连有近现代史意识，能够上下一百年谈北大、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台湾的成就」和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关连起来，而龙女士则将台湾的「成就」内锁于台湾，归功于「野火之前」的知识分子（从赖和到陈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后的党外与民进党。这样一个史观，除了大胆的自恋外，还有两大问题，一.延续内战与冷战思维，把台湾孤立于中国的近现代史之外；二.把陈映真这般苦心孤诣的理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奋斗，以及毕生对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驯化于龙女士的现代化地景的兽槛中。如果龙女士能这样肯定陈映真，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国的近现代历程中，多少和陈映真相类的灵魂，在龙女士所否定的「大叙述」里进行艰苦的、散发人性光辉的、令人尊敬的奋斗与实验？ 对龙女士的静态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观，我们深不以为然的另一原因在于她论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经批评的「沙文主义」窠臼：以一个负面他者为对照，对自身进行肯定。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开放的、进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观。多元认同不是对既存认同与价值作永恒消费，而是要从他者（甚至是你的敌人）那里学习到新的价值。对龙女士而言，「中国」，除了「书法、诗词、老庄」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现代越乏善可陈，甚且是一个退化。不客气地说，这多么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对「中国」的立场啊！龙女士透过对于中国的这种俯拾即是的现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对台湾的自我恭贺姿态──所谓「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不但没法对既有的各种价值与认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恒地沉迷于众声喧哗，五色令人目盲，而无法提出批判的基础。瓦解批判的基础，也就是瓦解进步的可能，以及对于社会运动的无情伤害，最后刨掉了民主的生机。龙女士在尽力瓦解大叙事的同时，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丢弃了，婴儿，不待言，自然是那改变现状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乌托邦的想象。因为有婴儿，历史才不会终结，社会才会「改变」。龙女士把连宋当成「理想家」（相对于未指名的「大说谎家」），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严体制时空下的「野火」，现已成为中华民国号的「锅炉火」──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龙应台。野火总还有乱窜的想头，锅炉火则是被驯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盐并列在一块儿，慢慢把船带到那个明确的终点而已。龙女士最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谈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还是拿来就谈了，而且是在不对的时刻，不对的地方。 龙女士要凑上来谈均富这个理想，也很好啊！但为什么她以前不谈，也不在台湾谈，也从不对「均富」的恶化提出过原则性批评，但现在却到中国大陆谈均富？曾经，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中，的确可以引以为傲的是，相对于中南美，台湾的经济成长并没有伴随恶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但是在这些年来，台湾的相对「均富」已经急速恶化之时，龙女士不对它提出警讯与批评，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还在外头夸富一般，对着大陆大谈台湾的「均富」。这个姿态其实可能只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毕竟中国你也富起来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湾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礼。这样的以均富为理想的气度很好，但可惜没有历史感，也不符合现实。我们只要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4期，美国学者博格的文章的数字，就可以把该说的说清楚了： 按照世界银行的固定国际贫穷线（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这条线之下的人数，1998年比1987年还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遽减百分之三十（从1987年的三亿零三百三十八万人，降到1998年的二亿一千三百十七万人），和世界其它地方增加了可观的百分之十二（从1987年的八亿七千九百八十一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亿八千五百七十一万人）。 其实，真正有气度的批评矛头应该指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是它在近二十多年来造成了民族国家范围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恶化。但龙女士不曾就此批评美国，毕竟因为美国在现代化道路的终点，是西天；美国的霸权不存，现代化意识形态竟将焉附？龙女士是一个现代化派，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她隐而不宣的「大叙事」，拿来污名化作为一个理念的中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这是龙女士的判断，但理由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龙女士说，台湾纵然有种种问题，但难道，她急切地说，您还看不出来「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吗？中国和台湾将永远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来。她虽然指出，（也许相对于美国、德国），台湾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但她显然有点过于满意于半路的风景（例如智障儿端出咖啡给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长可以索求签名，可以在华灯初上时与三千台北人在国父纪念馆观赏红灯记──这，我必须说，哪是台湾！其实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东区」），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样子，何况停下来还可以回过头，对着远处的、岐路上的中国呼唤。「中国」让龙女士得以重新振奋，得以重燃野火。 龙女士因而是从一种文明的高度来俯瞰中国──以及台湾。这个高度在哪儿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国？德国？）吧！能不是吗？龙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顿(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冲突论」的华裔继承者，背负了更沉重的、更复杂的高等华人的自责、羞耻与愤怒，辗转于古典故国之思与对今日不材之恨的两极之间，但她的位置始终是游移的。她被浓重的道德感所支撑，把所接受到的批评对话当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选择的流动当作放逐。「中国」这是她的试炼、她的救赎，与她的负担，她已经救赎了一个中国了（名曰中华民国），把它安顿在中途之家，旋即赶往救赎另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在现代化承平世界中终不成正果的截教，一个丧失典雅的古老东方。龙女士戴起盔甲，迎向这个大风车。 龙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华人，但就两岸之间实际的政治意义而言，龙女士不得不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华民国派，是一个超世俗化、现实主义的、以及文明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我们认为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中华民国的理念仍然是连续于过去的内战与冷战思维，并和「近现代中国」处于刻意的、意识形态的、因而是反历史的脱勾状态。以对立于「中国」为自我定义的「中华民国」，仍然受限于霍布斯式国家的古老格局，无法进行真正的区域的和解。「中华民国」这个浮现中的主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蓝和绿，但并没有超克蓝绿，而是搅拌蓝绿。关于这个主流的浮现，我们并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情势，和二００三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编委会之名发表「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的宣言时，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变化，虽然战云暂时转淡，但随时可以重卷，因为结构条件仍在。令我们忧心的是，台湾社会的批判的公共论述并没有深化与普及的迹象，人民关于他们的焦虑与痛苦（与茶米油盐有关或无关）的失语状态并没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于花腔的修辞，拙于探求社会的真实。龙女士所强调的消极个人自由并非没有价值，它当然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成就，但显然对批判的公共领域的开展并无助益。 以上是就龙女士的「理路」（包括发言位置）所进行的批评，但这毕竟非其所长。龙女士，首先与最后，还是一个「文化人」，一个书写感性文章、召唤认同、导引情绪的人。但吊诡的是，这种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国传统里最悠久绵延的传统之一，不做调查、不讲理论，只是舞动其生花妙笔──文人士大夫也。这样的书写，可以无害地作为茶余谈资，但就社会的、历史的层次来说，一个社会里如果占主导位置的言说模式是这般的话，那则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实践」只是在鼓动情绪、召唤认同。 龙女士极有才情、极有策略地，以「红灯记」在台北上演的侧录作为文章的开场白，描绘出「中华民国人」的群像：冷静、怡然、笃定、包容、尊重、幽雅…。这些或许都是事实，而我也的确也相信龙女士的目睹报导基本为真，但是以这样的一种文字来向大陆读者介绍「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的真正问题所在，不是在修辞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写作、不是在选择性认识，而是书写者到底要和读者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要人们进入到妳所设定的情绪网罟里，进行感动与认同消费呢？还是藉由对话，深化整体社会的理解、提问与批判能力？ 「中华民国认同」的浮现，对于两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们不敢过于乐观。但要做的事还是要做，我们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反省自身的狭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对区域发言，以区域的批判知识分子自居。区域主义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应是最起码的立场。我们不同意于龙女士的，最终还是在于她虽然在区域间说话，但并没有促进区域间的对话，反而以一种吊诡的修辞，增设了区域间的壁垒。 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编按。本期编按因为主编徐进钰在编辑一切就绪，准备出刊前，身体违和，因恐耽误出刊，而嘱本人代为撰写编按，并建议或许可就近来的时势发展作评论，因此有了此一不规格编按。本期台社非常紧凑精彩，四篇正式论文之外，还有各种文类，以不同方式探讨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中，「亚洲华人文化论坛」的多篇文章，以及针对佩里·安德生的「响应与讨论」，更是台社近年来一系列站在区域左派进行论述的位置展现。 |
| 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 林达 五月底，龙应台在大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发表了她的长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下面简称《台湾》）。接着，大陆《读书》杂志（2005年第7期）刊登了的台湾学者赵刚的批评文章《和解的壁垒》（下面简称《壁垒》）。 龙应台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写的一些感想。龙应台文章发表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很快，4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而赵刚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唯一被大陆媒体刊登的反应。于是，他的批评几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效果。 赵刚对龙应台的批评，主要指龙应台在不同的时代、试图分别在海峡两岸推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他列举美国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指出美国才是龙应台应该批判的正确方向。二是台湾人赵刚以局内人身份，在赞扬大陆经济成就同时，列举台湾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结论引向：龙应台当年在台湾引进一把野火，或者说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后，台湾问题多多。现在，大陆发展成绩斐然，龙应台却是持续“冷战思维”，批评大陆，不仅是搅局，还徒然增加两岸对话的壁垒。 龙应台的《台湾》一文，究竟是在两岸之间增设壁垒，还是架构桥梁？ 一 假如进入对美国现代化的争论，赵刚的批评，自有其充足论据。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及其龙头美国，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然会遭遇新问题，需要反省、解决的事情何止万千。尚未完全走进去的地区，有人看到现代化的优点优势，会希望推动现代化；也有人历数先行者遇到的问题，说我们万万不能跟着去。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所以，以评判美国现代化的方式批评龙应台，龙应台很难反驳。可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认定龙应台《台湾》一文，是在全面肯定、并且试图在两岸全面推销美国式的现代化。如此，别人和赵刚之间的分歧，就是有关西方、美国的现代化的学术讨论。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龙应台《台湾》一文，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只要是读过一点龙应台文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龙应台对美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有诸多批评、对近年来台湾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忧虑重重。可是，你确实无法否认，不论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湾》一文，龙应台是在坚持西方现代化的某一点价值观。也就是说，龙应台虽批评西方，却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想，在展开对美国现代化的批判之前，应该把龙应台在坚持的那一点东西找到，看看那一点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 对这一点点价值观的宣扬，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里印了24版的原因。与其说是龙应台独自点燃一片野火，还不如说她只是点燃了一个火种。火种一点，野火自然在燃烧开来。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在呼应。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野火集》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事件，而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价值观普遍为民众所接受，台湾随后发生了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如龙应台所说，是许多台湾人几十年来努力的结果。 在包括龙应台在内的许多台湾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湾有多少问题，这个质变，标志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假如要从“西方现代化”这个汪洋大海中，准确地捞到龙应台在宣扬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要确认：二十年前，由于这个价值观的确立，台湾发生的质变是什么。 我吃不准在赵刚眼中，台湾这个本质的进步是不是存在。因为在他的《壁垒》一文中，应用美国学者的定义，把美国和台湾定义为非民主制。检验标准是从社群主义理论引出的：没有给入境工作的外国人以公民权，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湾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采访。南方朔经常在批判美国现代化，可是谈到台湾现状，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说：台湾现在毕竟进步了，现在你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你去坐监。这也是一个台湾局内人，根据切身体会，用最简单的常识，准确道出了台湾质变的关键－－专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头再看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台湾》一文，其实无涉从每一个细节全盘肯定西方现代化，而只是坚持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应该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批评政府的人，政府不应抓他去“坐监”。 二 赵刚偏重谈到了台湾今天存在的问题，大陆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陆之进步、成就对比了台湾的问题、麻烦。我相信，赵刚文章实在篇幅有限，举的例子只是万千事实之一二，这些列举，绝对不错。 民主体制绝非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仙丹妙药。接下来，赵刚潜在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如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许多以前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一个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仍然可能经济起飞，发生巨大的社会进步。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民主化？ 这让我想起，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南方和北方，在讨论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和专制一样，曾经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曾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对奴隶制就是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并不是奴隶，哪怕自己可以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还是觉得忍无可忍。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内心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苏醒。 在美国，这个变化先发生在北方。当时，先行废奴的北方，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甚至犯罪率升高、产生种族冲突、暴乱等等。南方在当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二是严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极严，囚犯服刑长而极苦。所以，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秩序井然，犯罪率低。这是南方长期来的骄傲，所谓南方式“法律与秩序”。同时，由于美国当时还是农业经济，依赖奴隶劳动的南方，经济发达、富得流油。要不要废奴的讨论，只要避开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本身，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北方处处都理亏。结果，讨论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就是双方虽然在讨论同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话题却常常是错开的。你谈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我谈经济和社会治安。 南北战争强行废奴之后，南方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又开始了将近100年的种族隔离，黑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众私刑。因此，当时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于是，北方和南方，关于是否要废除南方几个极端州种族隔离的讨论，又持续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为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南方种族隔离的判决执法，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和州长沃利斯，就发生了一场经典的南北争论。沃利斯州长对联邦司法部长指出，阿拉巴马这样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承认，北方确是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时，沃利斯州长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南方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们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吗？ 沃利斯说的是事实。在这场辩论中，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安定秩序，是互为代价的。在南方废奴和废除种族隔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预见到，南方的大城市将立即出现和北方一样的种族问题和冲突。最后，它也果真出现、甚至持续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个仍然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也都已经确信，不论将支付怎样的社会代价，当年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势在必行。因为，社会进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经把奴隶制、种族隔离，先后划在了能够被接受的底线之下。阿拉巴马州当年的沃利斯州长，晚年坐着轮椅到黑人教堂，为自己当年维护种族隔离而向黑人道歉。他说，废除了种族隔离后的阿拉巴马，比当年的阿拉巴马要好得多。 被划在文明能够接受的底线下面的，还有专制。如南方朔所说的，在专制制度下，你批评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监”。你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为了发表言论，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现代社会，认为这实在是太野蛮，就象当年看奴隶制，觉得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台湾社会问题再多，你请台湾民众回到当年的专制体制试试。 二战之后，国共对决，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惨烈厮杀，死伤无数，最后分踞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势不两立。可是，其实两岸之间，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间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们互称对方为“匪”。它们对政党的理解，都是革命党思维，区别只是各自认定自己是“革命党”，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的“匪党”“匪帮”。它们都不知道“议会党”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都不容许任何反对党的存在。它们都禁书，区别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评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监。因此分别有过“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这种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来源于它们社会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垒，来自于它们共同的敌对思维。 三十年前，大陆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台湾开始了它的民主化进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过去相比，可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导致它们在逐步努力消除敌对，在相互走近。从经济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今天就已经没有壁垒，可以顺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无事，而是如赵刚所批评的那样，反是龙应台的文章，在增设“和解的壁垒”？ 两岸都进步了。进步的内容却并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话来检验，两岸进步的本质差异立现。 大陆政治制度的进步，还没有走到从文明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没有跃出的那个关键点。龙应台的《台湾》一文，试图介绍台湾如何走出“废除奴隶制”这一步的经验，希望成为大陆的借鉴，这是龙应台的本意。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理解的差异。在龙应台看来，这才是两岸和解的壁垒。这其实不深奥，道理很好懂。你说两岸文化相同，血浓于水，理应成为一家人，现在分作两家，太不近人情，这是大叙述。可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龙应台说的小叙述，我自己小家庭过日子，不管怎么说，过得自由自在；看看那个大家庭，说是批评家长轻则要受罚，重则要沉潭，我当然不敢舍命合进去。 台海两岸这场讨论，和美国当年的南北讨论很相似，双方虽然讨论同一个“统一”问题，话题却是错位的。一方说专制太蛮横，另一方说，民主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专制社会也在经济起飞，也有进步。龙应台看到了这场错位讨论的荒诞性，相互交流时大叙述和小叙述对不上，明晓关键在制度差异。回头看看，要台湾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劝退的门也没有。于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台湾人走过的“来路”介绍给大陆，希望此岸与时俱“进”，走出专制，使得对话的壁垒，自然坍塌。我想，这是龙应台的本意。 三 赵刚批评龙应台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在龙应台主张的东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国的定语，颇俱杀伤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语”上，令读者不再深究龙应台主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直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只是随着赵刚的指引，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舶来的价值观”，更何况，这舶来品还是来自于我所讨厌的美国。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话题：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照今天的时髦说法，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说它悠久，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诞生远在美国诞生之前，它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的罗马人西塞罗老头，他讲了一句话，曾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象“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象。他认为，若究根究底，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那么相似。我看了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意见不同：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原来，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他要刨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人还象亚当夏娃那样，很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被社会文化侵染之前的状态。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一旦进了伊甸园，你会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发表一点意见就被关起来、杀掉的，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只要把立法者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是否正义。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只要执法机构愿意，某人没犯罪也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认定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对别人这样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在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价值观问题也迎刃而解。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完全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我想，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确认，也同样是一种对人性的逐步“发现”。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国北方的价值，也不是西方价值，而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是，不同的地区，走向现代文明的时间不同，在当时，美国南方认为，那不是他们认可的价值，今天的美国南方人，已经觉得他们前辈的想法不可思议。照南方朔的讲法，因为他们“进步”了。 同样，“你批评政府”，要“抓你去坐监”，也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因为美国人也这样想，就说那是美国的专利价值观。认同这个价值的那么多国家，肯定没有一个，会情愿把这个专利单单岀让给美国。 四 从题目就知道，龙应台文章是写给大陆读者的。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曾提到，在诸多论连宋大陆行的文章中，龙应台的《台湾》一文“最俱行销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称奇事的是，“最俱行销力”的文章，怎么会没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见大陆媒体刊登读者反应。我们否认专制的存在，专制政府又以扼杀讨论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专制和奴隶制一样，是一个历史遗产，它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象一句哲学俗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存在”状况，不同国家的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等等，如何终结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实行转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美国在建国时，就曾经希望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联邦提出了不得再进口奴隶，即不得扩大奴隶制的年限，也鼓励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逐步废奴。没有立即废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些地区的经济全部依赖奴隶劳动力，需要一个调整、缓冲的过程，以避免经济的刚性崩溃。之后，一个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进口奴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转变，废除了奴隶制。另一个模式是南方，由于贪恋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能拖则拖，甚至有的州对奴隶制的态度转而强硬，有一意孤行、坚持不废的趋势。 美国最后是阴差阳错、以战争的形式废奴，给南方带来经济毁灭。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责任的。它们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进步，它们不肯承认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必须积极着手废除的制度，没有主动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时间表，没有考虑如何逐步在经济上减少对奴隶制的依赖，以合理的步骤尽快废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战争和突变的方式被动废奴，不仅经济被摧毁，也带来法治的倒退，整个南方支付了惨痛的代价。支付代价的，有南方的白人大众，也包括刚刚被解放的奴隶。经济突然崩溃，也就没有工作机会，有些前奴隶甚至连原来当奴隶时的一口饭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转型确实存在如何转、如何尽量减少地区和民众支付代价的问题。 专制制度既然是历史遗产，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话题。台海两岸，无须避讳，台湾是制度转型的先行者。他们有和平转型的良好经验。例如，原来行使专制统治的、形象衰老的国民党，逐步改变自己，转换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议会党，正在逐渐呈现朝气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惨案积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开来，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如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提到，台湾在民主化之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惑。这些，也当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例如，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在民主化之后，媒体如何做到专业、中性和自律；民众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政客们的煽动持有警惕，不轻易就大呼咙地冲上街去。让民众理解，民主体制下，原来的问题不会一夕间就消失，权钱勾结和黑社会也不会一朝就消亡。民主转型后，我们只是多了监督的手段和加强法治的途径。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岖和艰巨。这样的讨论，加上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引进，对未来的大陆，是极其有益的。对彼岸经验教训的讨论，可以使此岸对将来转型后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持有充足准备。公开的讨论，也让民众对渐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有所理解，产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台海政治制度差异的现实，承认制度差异形成的对话壁垒之存在。 回避这个现实存在，讨论不是被封杀，就是无法进行。龙应台不是没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阐述台湾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对大陆的读者们同时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出现的问题。可是，这就象当年在美国的讨论，当南方坚持奴隶制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必须世世代代继续下去的时候，北方对南方谈废奴后遇到的种族问题困惑，就显得没有意义。在回避奴隶制非人道本质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讨论，只会为南方奴隶主所利用、为他们坚持奴隶制提供口实。更何况，今日之大陆，就连两百年前奴隶制下美国南方的那点新闻自由都没有。如若要阉割你说过的话，你连招架还手的缝隙都没有。 这正是不幸的龙应台的尴尬处境，她站在两岸之间。她在面对大陆发言时，暂时回避民主化之后台湾的复杂局面，这恰好自动送上门，被赵刚斥为肤浅。对如此斥责我也很费思量，赵刚是看不明白这一点“龙应台言说之困境”呢，还是有意掠过、假装看不明白。我不敢再想下去，前者质疑的是智力，后者质疑的是讨论的善意，都不是可以妄加猜测的事情。 龙应台《台湾》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个推动，希望人们开始这样的讨论，承认两岸曾共同拥有的专制遗产，以平常心待之。从讨论台湾正面的经验开始，引出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互动，如此，台湾在民主过程中的负面教训，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无天真地希望，这能够成为消解两岸交流壁垒的一个开端。因此我想，她对自己被指为“增设对话的壁垒”，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此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同赵刚的指责，因而使得人们不愿意回应龙应台。而是回应的所有言论出口，由一只巨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说，当年龙应台在台湾引发的反响，犹如野火的话，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在大陆众多媒体的反响，则如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潭，连“噗通”一声，都不可能听见。 于是我又忍不住猜想，赵刚文章成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陆最著名的杂志刊出之后，他会想什么。他会认为这是源于自己的见解独到呢，还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没有能够猜出来。 2005．9．11 后 记 我以前从不写与人公然论争的文章，一方面或许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想到自有天下衮衮诸公在，需要争辩的事情，惟见发言者过众，从未听说有缺人的事情。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其实在大陆刊出的已经是经修改的版本，甚至连题目也被改掉（原来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不值一提，我在大陆长大，早就养成做一个作者的好脾气。道理很简单，你是宁可文章缺胳膊断腿接不上气，还是宁可编辑为你的一篇小文而丢失饭碗，三餐断顿？龙应台不一样，被台湾宠坏，常常声称宁可不发文章，也要以全身进退。这次居然也委屈自己，可见鸡蛋面前，石头之硬。说的当然不是编辑。 龙应台这篇文章出来，我是老习惯，看到好看文章很开心，就多看两遍，说，好看！就过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评论。心里曾料想后面自有许多呼应出来，不会说是还缺少一个赶热闹的人。我的估计应该说有点道理：龙应台介绍的台湾，在中国大陆，确为很多人所“不知道”，其中娓娓道出的常识，更令很多从未接触过这些说法的人，有恍然醒悟的感觉。按说，大陆人口众多，和台湾不可比，如若有当年《野火集》在台湾的反响，也不应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可是，还真是不由你不信。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出来，仅仅因为她以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的生活变化开始，温和地向大陆读者道出了两岸的制度差异，指出这种差异实为两岸沟通交流之关键障碍，结果，整个大陆草木皆兵，只要和龙应台文章相关的任何正面议论都被封杀，天网恢恢，没有一点点响应文字被容许从媒体“漏”岀来。 大陆的学者和民众，习惯这般处境，视作理所当然。不论是试了也无媒体敢刊出，还是知道反正无法刊出而干脆不作尝试，总之，万马齐喑。龙应台好端端一篇介绍台湾的文章，一篇被赵刚称为“最俱行销力”的文章，在大陆生生沦为孤家寡人。这倒也罢了，毕竟在大陆如此遭遇，龙应台绝非第一人。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享受着百无禁忌言论自由的赵刚，却完全“忽略”龙应台和大陆民众遭遇的这种“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蛮横，有本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貌似公允地来大陆“讨论“，推出对龙应台的“批评”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陆曾经是首屈一指的《读书》杂志刊出。在一个十三亿观众的、不容反驳的看台上，作岀被大陆言论管理部门欣然放行的“学术批评”。 我们还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是编辑们的骄傲。在说错话便杀头如割草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还在心理惯性中徘徊观望、进半步退半步的沉闷空气中，这本杂志第一个提出“读书无禁区”。不是说在二十世纪末刊出这句话的杂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话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气，以致要被人念念叨叨记到今天，折射了大陆当时的气氛和环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领悟“要讲真话”的巴金有多么伟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巴金去世时，大家还纷纷出笼，草草掠过文学大师的巨著《家》、《春》、《秋》，却齐声盛赞巴金之伟大在于“提倡讲真话”，把一个文学大师和一个幼稚园教师的成就相提并论，竟然谁也不感觉异常，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陆之言论环境的悲凉。 众人说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鼓号齐鸣，赞扬巴金“提倡讲真话”以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只因此刻《读书》早已 “有禁区”，禁区还时不时在扩大中，这种情况下，《读书》却推出赵刚对龙应台的“批判”来。 这是我忍不住破规矩要写这篇文章和赵刚理论的原因。 写完之后，照理，刊登赵刚原文的《读书》也有责任刊登这样的读者回应。可是，众所周知，这里的逻辑，理所当然应该不同，我虽然知道刊发无望，还是给《读书》寄去。编辑一定在苦笑，会奇怪我的无知，“这怎么可能刊发”。什么都不说我也知道，《读书》已经办到了编辑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职业自豪感的地步。接着尝试把稿子发给《冰点》，信中说明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果然是回天无术。 最后，在遥远的外省刊物，和编辑就删除“敏感段落“苦苦挣扎，虽然删得心痛，可心里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经需要编辑的非凡勇气。于是，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陆与读者见面，在杂志刊发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现在要作为附录，去到台湾进入龙应台的文集，这是什么样的《爱丽思漫游仙境记》。 回头倒是听说赵刚又推出了批龙应台的新作，顺利地再次刊在大陆又一个重头媒体《中国青年报》，这次“批评”龙应台之余，据说也捎带“回应”我的这篇文章和崔卫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经懒得再看，心里倒是想过，真难得赵刚还有此番雅兴。 如此文人相争，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属龙应台的《台湾》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点》主编，已经被迫离开编辑部。对《台湾》一文可能的讨论参与者们，都被封杀在媒体之外。 赵刚现在的“批评”对象：1，龙应台的新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大陆媒体不得刊出；2，赵刚所“批评”的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媒体也不得刊出；3，赵刚“批评”的我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删改后，在发行量很小的外省杂志刊出，即便如此，读了赵刚文章的读者，仍大多读不到我的这篇文章。 在赵刚的“批评”文章频频发表的大陆，哪有什么公平讨论的平台，只有单方发声的高台。赵刚文章只是在妆点出一个“学术讨论繁荣”的假象来。“被批评者”的被迫噤声，其实也令“批评者”之无的放矢，几近荒诞。我们倒是从小见惯，见怪不怪，不谈什么“批评”，只称其为“批判台”。见赵刚独自站在这个高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遥祝他有一个好心情。 这是在写作《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时，已经可以预想到的局面，也是我当初写它的理由之一。虽然，以这样的理由写作，多多少少有点悲哀。 是为记。 林达 2006年6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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